得知蔡庭僚老师去世的消息,我常在梦里和他相见。四十多年了,他的声音仍是那样悦耳亲切,他的面容仍是那样慈祥端庄,他的身影仍是那样消瘦而高大……
记得九岁那年春天,在家长极其严厉的责骂下,我叫了声“蔡老师”,随即被一只宽厚而温暖的手牵着,坐进老祠堂改成的教室。老师二话没说收下了我这出了名的“捣蛋鬼”。说不清是出于感激还是好奇,我多想接近蔡老师呀。我喜欢他的性格,一米七几的个子,竟然没有一点脾气;除了讲课外,脸上总是浮现出微微的笑意。他操一口岳池乡音,听来总觉着悦耳,就连说话的口形也很好看。蔡老师工作很卖力,一个人教复式班,转来转去讲;两节课后,他喉咙觉着干燥,说话也显然吃力起来。
诚然,那时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个好老师,还是因为自己学习太差。先前,同族的一个很不称职的先生教我,语文全读毛主席语录,数学就是算刘少奇的帐。我们不醒事,成天跟着“干革命”,只图快活。到了蔡老师手下,我才知道学习欠账太多,一时难以补救——我再次陷入了学习的困惑之中。蔡老师看上去也不厉害;于是,我又旧戏重演了。
一天,我和老师周旋着,上课在桌下制作竹剑。谁知挥舞之间,惹得全班哄笑起来。蔡老师回头发现了我,怒色一下罩上了面庞。他停下板书来,向我投来两眼的余光,嘴唇在不住地颤抖。仿佛大祸就要降临,教室一下静得出奇。我木然的等待着老师的严厉处罚。约莫半分钟,蔡老师啥也不说,又开始讲课了;我也出了口大气。放学后,我在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中被留下。蔡老师避而不谈上课的事,却问到我学习上的困难,要我饭后提前到校给我补课。回家路上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责感冲击着我的心扉。
桃花开了,春游到来了。蔡老师带领我们向多扶凤凰山进发。天是我们的天,世界是我们的世界。我们蹦呀跳呀,歌声、笑声、掌声伴着老师优美动听的故事。到了中午,蔡老师领着我们进餐馆。香喷喷的白米干饭,三、四十人吃了个够。我们亲眼看见他向店主付了一大叠钱和粮票,叫大家回家不要讲。事后,家长过意不去,送去的钱粮他坚决拒收。
不久,有位酷似蔡老师模样的大姑娘来到学校,经我们打听,原是他的亲生女儿。这时,我们才知道蔡老师早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了。我更加佩服他。那时,教师是“臭老九”,二十多元的工资,个人生活、养家敷口尚且紧迫;可他还要照顾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山里野孩子!正因如此,蔡老师的生活十分节俭:一件灯草绒上衣褪色泛白,疤上重疤;年纪不到四十,两鬓早已染霜,皱纹爬满面庞。一年四季,百忙中还要抽出时间肩挑背磨、种瓜种菜。
那是个多灾的年月。在饥饿、穷困的威胁面前,学校成了我们温暖的家,蔡老师成了我们最亲爱的人!在我们心中,蔡老师的一言一行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不知不觉,我们对他的崇敬早已变成了崇拜和依恋。
书房湾离人户远,夜里是可怕的,一盏昏黄的油灯陪伴着蔡老师。我们常悄悄出没在学校周围,直到窗前的火星消失。节假日里,我们自动守护学校;老师菜园里的花何时开了,瓜果何事成熟,一切我们都如数家珍。我们感到欣慰,在那缺粮的年月,人们苦于充饥,到处野菜都撬光了,蔡老师的园子却安然无恙!
“文革”中的人是疯子,派性斗争你死我活。蔡老师因评评理得罪了村里的造反派,第二天便要挨批斗。那情景免不了要打人的。得知这事,我们整夜做恶梦,为蔡老师担心。批斗会上,蔡老师被戴上写有“反革命分子”字样的“尖尖帽”,大汗淋漓的站在课桌搭起的台子上。我的眼泪不断的涌来。正午时分,我们最担心的一幕出现了:狗性十足的“张大炮”冲上台去,从又脏又破的袖筒里伸出魔爪,恶狠狠地向蔡老师打去。顿时,我们的泪光变成了血红的一片。我们愤怒了,唯一的念头是冲上去保卫蔡老师;但终被大人们拦住。大家不甘心,立马商量营救老师的办法,可惜到底没能成功。从此,我们对张大炮的恨埋在心里,见了就骂,骂了就跑,气得他死去活来。真是恶有恶报,这年冬天,张大炮几声牛叫后一命呜呼。我们欢天喜地,觉得还不解恨,夜里做了件大胆而可笑的事——把张大炮坟头上的石头给统统掀垮了。
在愉快的气氛中学习,令人倍觉时光易逝。蔡老师教我不到两年,我的学习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,成绩也好了起来;以后又考上学校,参加了工作。我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蔡老师。如今,我正值不惑之年,一起都明明白白的时候,他却已经永远地去了。我一直在想,蔡老师给予我的,并非仅仅是知识,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力量。
安息吧,蔡老师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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